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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「捨棄」以緊抱存活的尊嚴:「我過得很好。」—— 《浪跡天地》(Nomadland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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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「捨棄」以緊抱存活的尊嚴:「我過得很好。」—— 《浪跡天地》(Nomadland)

「你可以留下來。」這句善意的話,卻讓人恐懼,「可以」留下來,不等於就「能夠」留下來。深夜,Fern 凝視舒適的高床軟枕,卻無法入眠,在風雨中躲回到狹窄的露營車廂。

相較留下來之後,能夠想像、「已知」的安穩生活,Fern 選擇了「未知」,繼續流浪出走。

「我過得很好。」Fern 在婉拒他人的好意時,如是說。不由自主地想,人在什麼情況下,得需要強調自己過得很好?當「我」所說的「好」,並不是大家認同的「好」,周遭的人開始懷著「為你好」的心情來勸說時,會很想答上一句:「我真的覺得這樣『好』了」。

故事改編自報導文學《游牧人生:生存在21世紀的美國》(Nomadland:Surviving America in the Twenty-First Century)。女主角 Fern 的角色,是結合了書中數個真實人物的原型,而塑造的虛構角色。電影中,Fern 與 丈夫原本居住的小鎮 Empire 是真實存在的沙漠小鎮;在 2011年因金融海嘯衝擊,美國石膏公司倒閉,導致所有在工廠工作的居民集體失業,整個鎮被廢棄,變成鬼城。無所依的中老年人或遷徙,或像 Fern 一樣,成為以露營車為家的「新游牧民族」。

每個「人」選擇「生活在路上」各有原因,或逃避生命中不能面對的關係,或追求自由不受束縛的生活模式,但大部分游牧者面對的共同問題,是社會結構與經濟轉型下,中老年勞動人口被淘汰;游牧領袖 Bob 形容「我們」時,用上了 Workhorses 這個詞,大意是:「當社會拋棄了『我們』這些 workhorses,『我們』需要聚在一起照顧彼此」,游牧者之間互相關顧又不干涉彼此,在 Goodbye 和 See you down on the road 的重複循環裡,擺脫主流價值觀,追求的不僅是自主的生活方式,也是存活的尊嚴。

電影牽涉美國夢幻滅、中老年勞動人口的晚年生活與保障種種議題,卻由始至終聚焦在「人」本身、「人」的選擇、「人」的情感、「人」與「人」的牽絆與離散,不帶批判,不煽情,沉穩踏實地刻畫生命本身。

曾為鄰居的女兒任家庭教師的 Fern,重遇了女孩,向她說:「不是 Homeless,只是 Houseless,不一樣。」世人慣性以自身的標準,擅自以同情的目光,去衡量、評價他人的生存方式。

電影輕描淡寫地展示了在國家公園駕露營車露營渡假的家庭,與在營區打工的 Fern 和 游牧朋友 Linda 自得其樂的日常,並沒有強烈的戲劇衝突以加深矛盾和對比(即使單是呈現這個處境已是一種對比),但我們可以感受到,Fern 在以自己的能力勞動時,即使辛勞,但感到充實自在。讓觀眾進入游牧者世界的配備,是同理心,而不是同情。

導演趙婷在訪問中提到,與團隊定下的原則是:「不會拍攝非真實的事物」。戲中有好幾個主要游牧者角色,也是真實的游牧者,電影中出現的游牧者聚會,都是追隨游牧者的活動時間,一年四季不停步,由一個場景,遷移到另一個場景;拍攝團隊成為了游牧者一分子,與拍攝對象同步呼吸,演員與非演員的交流,攝影機的介入,因而如此流暢自然。

電影中有一個很短的場景,Fern 在公廁中修剪頭髮,鏡上佈滿飛蛾,這個畫面引發我的淚點,一發不可收拾(淚點很奇怪我知道)。這絕不是輕易能「寫出來」的畫面,是得真實地如此生活過、觀察過,在某個季節、某個特定的公廁,才會選擇呈現飛蛾停泊在鏡上的景象。能夠想像,電影拍攝的過程揉合紀實與戲劇,累積了多少真實經歷,以重塑某些特定景象;不只是公路上的游牧者們是真人,而是 Fern 沿途經過、遇到的所有事物與景象,都曾經真實地存在過、發生過。

導演、編劇、剪接也是導演趙婷一人兼任;電影無疑展示不得了的導演才華與視野,以及拍電影的追求、執行的獨特方式。然而在觀映後,另一個與前輩討論很久的,是剪接的節奏、場口銜接的處理,不著痕跡又精準地,引領觀眾經歷一場又一場生命歷程。

21.3.2021
以上為節錄,全文將刊於 @metropophk 。

#浪跡天地 #Nomadland
Thanks @disney.hk
照片提供:20th Century Studios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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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out author
香港導演及編劇,導演及原創劇本包括《烈日當空》、《前度》、《DIVA華麗之後》、《幸福的旁邊》、《曖昧不明關係研究學會》、《花椒之味》;編劇作品《志明與春嬌》、《大丈夫2》及劉國昌導演電視電影《做地產》
放棄才是最大代價。 導演、編劇;Director, Scriptwriter Founder of Dumb Yout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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